依然是顾朝林老师所编"规划理论与实践"阅读教材中的一篇文章，研究主题也是目前的学术界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在全球性产业结构重构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城市政府如何据此对他们的城市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城市管治"的概念就是反映这种城市政府治理方式走向的新理论。城市政府更加注意与工商界建立"增长联盟"，以企业的管理方式运营城市。而城市政府在此过程中如何避免完全变成追逐利益的企业，更有效的发挥其公共服务的职能，从而避免社会极化以及市场无序，尤其值得关注。
"后福特主义"反映的是西方社会整体社会运转体制的一个重大转向，而"城市管治"则是在这种转向中城市治理方式的新构架。南大城市与资源学系在国内较早的引入"城市管治"研究，从2000年开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三次举办"城市与区域管治研讨会"，发表了大量论文以及《城市管治 概念·理论·方法·实证》等专著。顾朝林、张京祥、甄峰等老师对此都有很多研究。
本学期听张京祥老师的一个名为"大事件营销与城市增长机器"的讲座，主要是讲目前中国城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越来越注意与企业结成"增长联盟"，谋求城市经济的增长。但是其过分强调政府经济绩效的问题，已经极大的影响到城市的公正和稳定以及城市规划的有序。而且明显的目前中国城市政府尚未实现与第三部门充分的沟通与合作，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偏离应有方向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后来又看了张京祥老师一篇名为《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化研究》的论文，对此论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本文的作者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的政治学家Magit Mayer，他在本文中提出的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方组建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以及讨价还价机制(bargaining system)，我认为是他所提出的"后福特主义城市政治"的核心。
本文选自Ash Amin主编的《后福特主义读本》(Post-Fordism: A Reader,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5)。
本章着眼于后福特主义之下的地方（城市）机构和政治。它首先辨别了在过去二十年中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同样还有美国所能够观察到的城市管治的新实践和新形式。它假定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中，我们使用可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危机的方法进行试验，掩盖在城市管治的背景下已经发生的变化，从而检验它们是否为解决与一种新的"增长模型"相一致的城市政治的两难境地而作出贡献。例如，根据劳资关系的组织，一些国家已经发展了更多的协商(negotiation)参与形式，而另一些则采用了较少的采用两愿的(consensual)柔性(flexibility)策略。因此把这一规章主义的(regulationist)的分析应用到城市政治，就指向了对于社会运动和正在工作从而为本地政治和管理发展民主概念的行动者来说的策略性的涵义（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将有说明）。
城市政府中的变化
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很多变化都已经影响到本地政治，其中一些已经僵化为(congeal)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特质中普遍的模式。至少有三个并行的趋势在关于城市政治的近期的文献中已经被确认。
首先，在所有先进的西方国家，地方政治作为前摄的(proactive)经济发展策略的一个焦点，其重要性都增加了。这些发展的背景是在科技和社会组织的生产中资本流动和转移的变化，对于地方层次来说相关的效应之一是，变化导致特定的（再）生产条件越来越不可能被中央政权组织和协调。当在福特主义之下地方规则模式在确保整个政权的协调中，扮演着一个较小的和从属的角色（中央政权和其他较大范围的规范模式扮演关键角色），回应福特主义的危机的努力卷入到这种"老动分工"的转换中，全球流动资本所要求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特定地方条件，不能被中央政权以及它们改善特定地方生产条件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型塑一个城市的外观和它在国际城市等级体系中的位置的选择性因素。
第二，已经有了为支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地方政治的动员，以及相伴随的社会政策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附属。这种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间的着重点的转移，经常被标签为向一个"企业家式"城市的转移，并且它与社会服务的提供的重构协力，在地方经济干涉主义和公共服务的再组织中，现在地方政权都把其他非政府的行动者卷入到关键的角色中。
这构成了城市管治中第三个新颖的趋势，即地方政治行动范围的扩展，不仅使地方权利而且也使一系列私人与半公共行动者卷入其中。为了协调这些多变的政策领域和功能性的利益，新的讨价还价体系(bargaining system)出现了，并且公共-私人合作的新形式--在其中地方权力机构在设计商业和房地产利益以及志愿部门和社区群体的角色--也正在被重新界定。
第一个趋势，一个"被穿孔的主权"(perforated sovereignty)--借此国家对于亚国家(subnational)政府的跨(trans)主权条约变得更为开放，区域/地方力量在推动他们自身直接面向世界市场的地方政策策略中变得更为积极--被很多观察家看作是有利于地方政府（同样还有其他管治和经济关系到机构）的更大的突显性(great salience)有贡献。
"更大的凸显性"并不意味着更大的力量、自治或者中央与地方关系平衡中的一种转移；事实上，地方政府在当他们处于日益增加的政治压力时，已经扩展了他们的战略性的和积极的干预--在英国对于他们本身的存在还要打一个问号。尽管或者说正由于此，才有了一种地方政治的复苏，它为城市管治中的其他两个变化提供了基础，这我将会更详尽的介绍。
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间的着重点的转移
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日益增多的参与
随着中央政府的特许自从1970年中期以来的日益增加，地方政府已经试图回应任何在他们的区域中明显的重构问题。在衰退的老工业区，反失业计划和地方劳动力市场政策安排到位(put in place)：不同的策略被探索出来以培育一个更有利的商业氛围；很多城市在文化和休闲设施上的投入越来越多，或者实施策略以提升一个城镇的"形象"或"气氛"(ambiance)，一些地方政府看起来意识到了他们的城市中日益极化的就业和阶层结构，并且试图通过有意识选择的策略去抵消现时的社会分化，以激励增长。从个案中我们可以搜集到，参与到不同的地方经济发展活动中的城市领导人，经常远不能确定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一项改进是如何精确的发生的，除了都同意"产业和就业问题应该是重要的"。逐渐地，这些活动巩固为一项更系统的经济发展政策战略，它定位于培育"经济增长"以及想象上的就业（增加）。
这种增多的地方经济干涉主义，不仅在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投入的数量增长上表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对经济干预的质量的不同方式上。这种干涉主义试图利用本土的技巧和企业家精神，强调创新和新技术，在为地方经济发展状况而建立的组织中包含了非政府成员。在传统上地方政权的经济发展措施集中于吸引流动性资本（使用惯常的区位诱导如财政和税收鼓励、基础设施改善或者地址选择上的协助），地方经济发展管理部门的态度的转变就非常明显了。津贴的目标定位于能够许诺创新和增长的产业；更多的公共资源聚集于激发研究、咨询和技术转让，同样还有建立包含大学、技术部门、工会和商务会所(chamber of commerce)联盟，土地不再是一种被慷慨提供的廉价资源，而是一种需要进行战略性的开发的珍贵的资源，不是从别处试图吸引资本，战略集中于新业务的形成和小型业务的扩展；因此，城市不是于其他地方管理机构竞争同样的投资，而是努力增强现有的和潜在的本土资源。超越了负责发展的官员所使用的公布他们各自的商业环境的优越性这一传统的推进器(booster)运动，城市越来越多的在全球经济中"推销"他们自己。最后，新的发展战略频繁的包括包含了了所谓的"第三"或"替代性"(alternative)部门的就业策略。
动员和协调地方的活力以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的多种多样的努力，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即逐渐削弱了不同政策之间传统上的巨大区别。这一点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领域的情况尤其明显，也同样地，教育、环境一文化政策也已经更多的结合于经济发展措施，并且经常作为其一部分。此外，新的努力也引介出了制度性的变化：新的部门和中介代理(interagency)网络在性质内部创建出来，对于型塑本地政治有显著作用的新的机构被建立起来，并且/或者得到地方政权的外部支持[例如，城市开发公司、培训与企业政务会(council)，技术中心、增长联盟(growth alliance)、地方"圆桌会议"(round table)]。
社会消费的重构与次属(subordination)
除了地方政治为经济发展而作的动员之外，依靠地方政权试图通过囊括相关的私人行动者而组织私人资本积累，地方政权也已经在公共服务和福利功能（社会消费）方面显著的重构。一方面由经济重构和大众失业，另一方面由中央政府缩减的补贴，这两方面所施加的压力，以及给予经济发展政策优先地位的意愿，推动了此前作为地方政府政治中心功能的背景，即社会消费商品和福利服务的提供。不仅是地方政府在社会消费上的投入作为整体开支的一部分下降了，还发生了质的重构，它包括非政府（私人的和志愿者部门的）组织或由市场标准（准政府机构）引导的公共机构在公共服务提供上的重要性的增长。在地方政府习惯于作为排他的服务提供者的不同政策领域内，非政府组织被升级了或者私人市场出现了（例如在垃圾处理中），在城市更新、环境和社会政策中，地方政权越来越频繁的与邻里单元的发起者、自助(self-help)或者其他社会运动组织合作。
与经济发展领域中的情况一样，在社会再生产领域，一旦公共部门领导的服务提供和管理的形式，已经被按比例缩小，并且由各种各样的私人的、志愿者的和半公共机构和发起者所补充或代替，并行的协调机构就出现了。此外，福利国家传统的分配政策被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所补充。例如，很多城市正在试图从失业保障金向就业创造和再培训计划，以及为特定社会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它直接补充或代替了传统的福利政策）、市政当局资助计划的过剩症在社会、环境和城市更新政策领域中建立起来，它趋向于成为混血的计划，强调劳保(workfare)和就业创造，而同时给非盈利（第三部门）组织带来了传送和实施城市修复和社会服务功能的负担。尽管它们在量上非常不显著，市政当局的就业和培训计划已经被用来动员和结合来自不同政策领域的就业创造的潜力。因此，这种活跃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措施，暗示着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传统的区别的污抹，因为他们创造了地方经济和地方福利国家操作之间的真正的联系：福利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在地方区域的经济成功这一取向中重新界定。
这意味着习惯于相对的普遍的和被全民性的福利国家所保证（但是由地方政权传送）的社会福利措施，现代成为斗争的竞技场，并以一种破碎的方式被实施。这种脱离服务提供，通过单一制的和被选举的政权，而通向越来越多的包含地方商业、以及其他私人和志愿者部门机构的更加碎片化的结构，已经把地方政府变为仅仅是更广泛的"增长联盟"的一部分--尽管或许是"赋能"(enable)的那个部分。更进一步地，没有薪酬的自我服务(self-service)的劳动力以及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有薪劳动力，促进发展了一种新的消费标准，这种标准支持了福利功能的商业化和/或自我服务化。
因此，在社会消费领域内的新的公共--私人形式的合作，也是在市政当局行动方案中的结构性变化的一部分。不论地方斗争和讨价还价的过程是否将产生回应于广泛的本地需要的更平等主义的和负有责任的模式，或者强化了极化和边缘化过程的选择性模式，正在出现的地方"福利国家"的一个确定的、将其与过去区分开来的新特征是，使与"外部的"行动者协商以及由他们发起行动成为可能。
地方政治行动领域的扩展：新的讨价还价体系及公共--私人伙伴关系
被发展出来用于动员地方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包含的行动者远远超出古典市政政治的范围。例如，劳动力市场政策，现在不仅包括地方政权，还包括联邦或全国性的就业办公室，单个州的计划（以及他们的地方参与者），社会福利联合会、教会、工会，以及在很多案例中的单个的公司和新创建的顾问业务。城市开发政策现在早在规划阶段就包含了私人行动者，而地方政权在实施阶段也有发言权。城市社会计划，强调自我组织的和基于社区的形式的社会服务提供，并且依赖于来自不同的州和其他来源的资金，这项计划要求不同的市政行动者之间以及市政和私人机构之间的新颖的合作类型。
在这些新颖的合作过程中，跨越不同的政策领域并把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的行动者拉到一起，讨价还价的体系出现了，它展示了圆桌会议的结构，并且以一种合作类型的政策制定为特征，在这种体系中地方政权不再是发布指令，而是疏导和发起合作。这一非等级类型，看起来以及被承认为对于辨别和作用于行动者的利益的交界地带是基本的内容。这种心与心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即讨价还价和选择制度的过程越来越发生于传统的地方政府结构之外，并且城市管治以及立基于地方层面的功能性利益的明晰的代表和协调。
参与到经济发展和技术现代化计划的定义和实施中的行动者，倾向于是商业协会、商务会所(chamber of commerce)、地方企业、银行、研究机构、大学和工会。在另一方面，地方福利国家的重构，也将地方政治行动的领域扩展至包含了更多的行动者集合：福利协会、教会以及频繁出现的草根运动发起者和社区组织。然而，既然有这种新的就业结构，非稳定的和偶然化的工作关系的增长以及结构化的长期的失业，这些"软的"和"硬的"政策领域之间的传统的区别以及被侵蚀了，因为市政计划试图强调在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背景下的"社会问题"。
与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提供领域中的新形式的公共--私人合作一起，明晰的公共--私人伙伴关系(partnership)也以及在城市更新和城市物质形体发展计划中出现。面对紧缩的预算和日益增多的再开发任务，很多城市政府已经探索了规划和自主城市开发的新方式。为了提升他们的中央商务区，复苏老工业区和开发有吸引力的新工程，他们以及加入到与大投资商、开发商和私人厂商财团的伙伴关系中。
并没有"典型的"公共--私人伙伴关系，但是或多或少是深入的合作形式并且或多或少是传统的伙伴关系形式。新的伙伴关系包含了一连串合作形式，从单纯的将津贴从地方政府向特定的厂商的转移，在其中地方政府扮演了一个"初级伙伴"的角色，到共同风险投资，在其中政府和厂商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分享风险和公平收益，伙伴关系工程最频繁的聚焦于靠近中央商务区的一个大片地区的物质形体提升，但是它们也越来越多的包含在较受忽视的邻里单元中的发展规划和实施，它们包含社区开发公司和其他基于邻里单元的群体。
无论如何，这种伙伴关系都是依托于公共和私人参与者之间的一种"交易"(deal)：交换地方政府的津贴，政府权力（规划、财产征集和减税）的使用，对政府规章（区划法、土地利用）的解释等待，私人伙伴关系被期望达到特定工程的目标并且接受随后的政府管理任务。私人伙伴也比如与地方政权分享工程回报。这可能通过随后的地租和税款支付，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如地铁站）的提供，或者通过在工程建设和维护中雇用当地（主要是少数族裔）的劳动力而发生。
私人投资者在这一交易中有收益，因为地方政权的资源为他们提供了扩展他们的活动的有吸引力的方式。在有深入的物质开发压力的地区中，城市再开发为私人开发商提供了高度可盈利的机会，这些开发商需要接手前景看好的房产和地宗。大投资商、银行、保险公司和建设承包商，以及认可了这一市政市场(municipal market)的潜力有一段时间了。
城市政府在这一交易中有收益，因为它使他们能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投入城市开发中并提高了实现开发目标的效率。通过把公共权力和企业的灵活性、组织能力和附加的私人（投机）资本结合起来，复杂的城市开发任务可以更快和更有效的被执行。进一步地，城市政府可以减少他们对国家政府的依赖，并能够使开发更直接的按照特定的地方需求量体裁衣。施加于有限的市政管理能力的压力被舒缓了，并且伙伴关系经常发挥作用以增进公共管理的质量化和灵活化。与公共任务活动完全私人化相对照，尽管资金有限，城市还保留了一些控制和影响。事实上，经过多年，公共协商者在从开发商那里获得让步以及保持私人合伙人(partner)负责任地履行行动义务方面，已经变得更加有技巧。
然而，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这一"交易"，包含了一种高水平的歧义，因为伙伴关系计划保留了持续的政治和经济再协商的场所："事实上，在伙伴关系中正在进行的，是关于公共部门的未来组织和范围的更广泛的冲突和一种版本(version)。"然而，准确的说，这种歧义的特征为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利益"组织留下了扮演一种战略性角色的空间。
社区导向的伙伴关系和在增长前景看好的中心地区的再开发伙伴关系，在他们对关涉利益的开放性和回应上都差异明显，它们取决于地方政治传统和占优势的权力平衡。更加水平的(horizontal)类型的新的讨价还价体系和针对特定工程的伙伴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于民众影响的更大的开发度或者对地方的社会和环境需求更负责任。相反，参与者可能形成一个排他性的群体，仅代表经过选择的利益。当商业界、工会和社区群体，同样还有"被建立的"(established)社区群体和更加边缘化的未组织的利益，他们的相对权力仍保留显著的差异，当新的讨价还价体系和伙伴关系在他们的涵容性方面继续存在差异，城市管理的新的制度化关系和竞技场(arena)，已经为所有的地方政治行动者改变了政治地域(terrain)和机会。在达成和实施捆绑性的(binding)决定的意义上的政治，越来越多地通过不同的公共和私人行动者之间的协商和再协商而发生。它们都被讨价还价的过程所影响，因为合伙人试图"把另一方的目标和文化往他们自己的观点方向推动"。
在这些伙伴关系中，城市（再）开发工程和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区别，就像之前所描述的那样，越来越模糊了，特别是在社区开发工程或者公司的案例中，它们现在像典型地关心住宅和物质更新一样，也典型地关系工业和商业开发目标。这种伙伴关系，它通常包含某种形式的社区代表制，可能向地方（小）经营业务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持，开展就业安置服务或者帮助地方经营业务开展出口计划。他们试图探听任何存在的地方经济发展潜力，这样就对为经济增长和再生(regeneration)而动员本土潜力的市政战略做出了贡献。
在另一方面，关心改善被忽视的邻里单元中的住房和社会状况以及生活质量的开发公司，也可能被认为是遵循之前所描述的路线而对地方福利国家进行重构的一部分。在过去，在不同的国家，市政府已经在不同的程度上使用非盈利组织，主要是为了服务的传送(delivery)。但是既然用于社区开发的公共资金已经到处都枯竭了，更广泛的伙伴关系也被打造出来了，包括银行、投资商和志愿者协会--把社区开发公司(CDC)作为他们中间的接触反应的(catalytic)行动者。现在，他们已经被包含到城市社区（社会的和物质形体的）更新的规划和实施中；他们的中介组织和更新机构把社区、环境和复兴工作结合起来，同时也发挥着游说和政治功能。
在私人（市场）行动者和公共（国家）行动者之外，这些伙伴关系还及其重要地包含了所谓的志愿者部门或第三部门。"第三部门"文献的突增反映了这样一个时期对这一部门的"再发现"，即当政治家们开始再思考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劳动分工，以及检验减少政府职责的方式时。然而，当研究成果辨别出了非市场的、非政府的组织和活动爆发式的增长并在这一标签下聚合在一起时，却较少有人关注政府的和/或市场的逻辑对这一部门并行的渗透。同时，当传统的第三部门组织（此前被福特主义福利国家所主导）趋向于像资本主义一样越来越为利润而经营一样，较新的组织也作为替代性经济的元素而发挥作用，而它们又进一步越来越紧密地与市政计划联系在一起。这两种情况，当它们通过较少刚硬的科层制形式和更多的竞争而使得福利国家更具灵活性，他们也扩大和重构和地方政治行动的范围。在这种扩大的地方政治体系中，公共部门减少了他们的功能，而在其与非政府部门的互动中扮演一个更为活跃的角色。决策制定的中心，像讨价还价和决策制定过程一样，不再处于传统的地方政府结构之外，地方政府扮演了一个协调者的角色，管理利益的交叉地带，并且在成功的案例中发挥了更多的领导力和控制力，因为它在一个依据情况而定的基础上提供其资源。
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更为传统的合作中，城市试图使用廉价土地、低税率和资本补贴来吸引投资者（而不期望影响到公司未来的行为和决策），近期的城市经济发展计划则将公共资源聚集于能够保证增长的厂商和产业，并且他们促使私人合伙人对履行契约的和其他的义务负责。在传统的城市开发中再开发计划要受到联邦官僚许可的支配，而现在事情"完全交给了地方，在那里社区被动员起来，或者能够接触到市政厅，他们有影响计划的潜力。"
这样，市政府的角色已经从作为（或多或少在再分配的）福利国家的地方臂膀(arm)，转变为作为创新与合作过程中的催化剂(catalyst)，它试图导向改进城市的（或者社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方向。这些形式的合作日益增加地代替国家提供的功能以保证社会再生产。为了赢得不同的私人行动者的资源和竞争力，地方政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这些非政府组织独特的特点和特定的功能状况。
规章主义(regulationalist)的分析：为地方政治辨别限制和选择
一种规章主义的分析，帮助政治行为摆脱了城市管治的形式和机制中被辨别出的变化的内涵混乱问题。然而，关于"后福特主义"还有大量的混淆，因为规章主义构架的理论语言，最初在1970年代由法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发展出来，已经被很多其他作者采用和再界定了。尤其是英国的争论，已经极大的受到了《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所提出的一个版本的影响，该版本把福特主义之下的集成(monolithic)生产方法的崩溃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导致"后福特主义"政治和社会目标的成功。这一变形试图使用过去与将来之间的一种新的对应（因此有术语"新时代"的使用），来代替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旧的争论：围绕柔性专业化的新方法而对生产的重组，被假定为承担起更大的个人自由和中心化的科层制的终结；后福特主义被视为对福特主义的一个预先规定的继任者。
规章主义取向的这一"误译"(mistranslation)已经影响到英国关于地方政府重构的争论，与之相反，这一章援引最初法国的后福特主义分析，它在被一种新的积累政体(cumulative regime)和新的规章模式所抛出的情形下，为评定不同的妥协的可能性提供了构架。尽管在规章主义取向内部有不同的理论解释，通常都假定福特主义的积累整体自从1970年代中期就已经陷入了危机，如果没有规章的极大重构和新模式，危机将不可能被转换为一种新的繁荣丛(constellation)。通过聚焦于积累政体和社会规章模式之间的相符性，并且把后者看作是在高度有活力和理论上不稳定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着保证（暂时的）稳定性和凝聚决定性的角色，规章取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以探索，正在出现的规章的元素，是否正在帮助解决危机的倾向并且强调福特主义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是否对于确保一种后福特主义的"良性循环"的运作有所贡献。进一步，通过辨别一种新的规章模式和兼容性，规章取向使得我们能够探索在这一模式中理论上可能的选择和方案的多样性，并承认更为进步的/民主的或更为保守的/排他的模式将出现的情况。兼容性的议题和后福特主义规章模式的版本的议题，在下面要进一步讨论。
兼容性
在前一节中所勾勒的新的企业家式的地方政府能否被描述为后福特主义？如果能够显示，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所描述的国家干预的新形式和地方层面的新的制度化关系，强调了传统模式的局限性并解决了其危机，并且贡献于确保一种新的增长模式的状况，那么它们确实可以被说成是预示了城市管治的形式，这种形式为城市管理传达了一种新的凝聚的构架，而不仅仅是危机管理的暂时的形式。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聚焦于竞争力的经济干预的新形式，主要试图促进技术创新，新的部门，或新建的或重构的部门中的新过程，并且强调了低效生产率的问题；它们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中央政府领导的）干涉主义中走了出来，这种干涉主义被设计出来用于维持与就业相兼容的聚焦需求的水平（甚至试图维持衰退部门的就业），从而导致了1970年代的滞涨和福特主义增长动力的分崩。进一步地，由于它导向把福利政策置于柔性的劳动力市场和结构化的竞争力之下的位置这一方向而对社会福利的重构，以及推动集体消费的更灵活和更具创新性的提供，企业家化的地方政府不仅减少了社会消费开支（这种开支激起了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也将社会政策重新定向而从把支持福特主义增长活力的大众消费的标准和集体消费的形式的一般化这一行为中解脱出来。作为代替地，一种破碎的和潜在的可能是高度不均匀的社会消费的提供--与经济表现相联系--被建立起来，它取决于技能、政治优先度和地方政治行动者的优先度。
新的制度化关系也通过使用一种更多元化的并且在某种方式上更平等主义的政府来代替专横的、等级制的政府，从而对于解决传统的地方政府的危机倾向做出了贡献。这种地方政权体系的再组织，反映了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之间，特别是在经济和技术政策，以及教育、人力培训、基础设施提供等领域之间建立联系的新要求。地方政治行动的领域被扩展了：地方工会、商务会所、投资者、教育体系和研究中心，都已经进入了与地方政府建立的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安排之中，以复兴地方经济，并且新的基于协商的讨价还价体系已经衍生出来。这些地方网络和讨价还价体系强调中心化的、等级制的、科层制的和社团化(corporative)的结构的局限性，这些结构以福特主义国家为特征，并且以造成巨大的成本、低效和浪费以及新社会运动的抗议而告终。进一步，在一系列私人和半公共机构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分配领土管理行为，可能会证明在加剧的区域间和城市间竞争的新情况下，更能够贡献于稳定的再生产。
辨别了地方规章模式中的兼容性的这些特征，意味着我们能够比只使用单纯的指导性能力更广泛地对等对待为了"地方经济完整性"或"成功"的要求。（例如，不同形式的众多机构的存在，拥有高水平的互动和对一种共同事业的意识。）"制度性的厚重性"(institutional thickness)是走向成功的条件，但是兼容于和导向于支持正在产生的积累政体的特定机构必须存在。北英格兰和Ruhr Valley的例子表明：无数的更新导向的机构（以及全国性的政府补贴）并未带来成功的区域重构。看起来显得"老式的"工会，强大的凯恩斯主义的福利机构和长期盘踞的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者联盟，它们的持续，是正在阻碍而不是协助有益于成功的重构的地方制度性构架的形式。这样，用于获得某种形式的地方经济完整性的新机制，就像规章理论所做的那样，通过聚焦于社会规章模式与政治形成的后福特主义积累政体的结构这两者之间的必要联系，那种新机制会比根据制度的厚重性更充分的被捕获。
然而，即使这种城市企业家主义和伙伴关系的新模式，处于所有的后福特主义方案（自由主义的、进步的、保守的）日程表上，社会和政治冲突是否将会允许作为一种主导社会规章模式的元素的这些新的安排的实际建立，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些掌权者的盘踞的习惯，政党政治竞争的惯例化形式，对于衰退部门（在严重的地方，对新产品和过程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述）的偶然地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以及制度惯性，作为对于那些在政治演讲中得到广泛喝彩的战略的实际实施的绊脚石，而名声大噪。但是机构和政策干预，它们没有把正在出现的积累政体的限制和规章的新形式的元素考虑进来，因而会面对失败的可能性以及与这种失败相关的巨大代价。
后福特主义规章形式的可能版本
正如前面所陈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舞台都在追求这一后福特主义方案：不管是由左翼还是右翼主导，城市政府现在普遍都给予经济发展政策以优先权（通过对本土潜力的企业家式的动员），从而把地方政府政治以前的中心功能之一，即集体消费物品和服务，推到了幕后。地方（福利）政府的这种授权和私有化，以及其在经济发展的竞技场中增多的参与，倾向于通过授权非政府（中介）组织特权的新形式的协商和实施而产生。
尽管是长期奉行的政治传统，我们发现这种基本的模型在到处进行试验。鼓励增长和就业的亚国家政府干预，甚至在最自由的、所谓的非干预主义的环境中都会被吹捧，并且后福特主义的福利--劳保政府出现于最多样化的政治日程表上：右翼发现它有吸引力，因为它包含了志愿者行动和劳保，允许政府的收缩；左翼则是因为它"赋能"(enable)于人民为他们自己行使权力；自由派则是因为它强调地方社区行动。更进一步的，正如我们以及看到的，新的讨价还价结构在很多不同的城市变为现实，即使它们在关涉到中央商务区的、房地产的和大投资者部门之外的利益时，在它们的包容性和回应性方面都完全的对比鲜明。此外，不仅在邻里单元和大开发商或大企业之间，还在新包括其中的社区利益和位于新的安排的外围的群体之间，断裂(cleavage)以及变得明显了。在任何情况下，城市政府都能够比在过去扮演一个更具发起性作用和更主动的角色，并且地方政府行为必将反映在一个地点之内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冲突。
换句话说，这种基本模型和或多或少的民主版本是可能的，没有严厉的限制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型。事实上，它并不要求为了有助于一种新的暂时性的稳定，新的机制必须预示地点之内的政治赋权(empowerment)，也不是这种情况，即新的讨价还价体系比旧的城市管治形式更偏向于私人商业网，而旧形式是强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润之间的分离。具体的发展以及回应和版本的开放度的程度，取决于在这一基本的模式中，行动者如何在地方层面抓住和争夺所提供的机会和形式。
那么（环境的和民主的）运动作为城市管理的关键元素和实践，应该赞成什么呢？不同的提议被提到台面上来：例如，Lipietz......要求创立一种新部门并投入于社会层面上有用的任务，这些任务是由福利国家、无薪女性工作或完全没任何人来昂贵的提供的。其他人要求国家再分配政策的强化和对"避免政府与住房和产业的所有权"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挑战。
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情况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了。Lipietz所预想的将成为前进道路的"新的替代性部门"，已经成为很多市政计划中的广泛实践，这些计划把第三部门群体和他们的多价的(polyvalent)工作与政府的就业政策联系在一起。它已经分异为一个多层面的、冲突性的(conflictual)各种安排的集合，它容易受到来自市场和公共部门两种要求的压力，并以内部的张力(tension)和断裂为特征。那样，运动的任务，就不是创造这样一种"替代性部门"，而是使对于被后福特主义的强大极化过程所威胁的边缘化群体来说是可获得的和资源丰富的。社会运动需要使用新的讨价还价体系所提供的新渠道和论坛，去挑战后福特主义走向不平等的趋势，并且抨击它的社会分化和排他性的政治形式，以此来增强城市管治的新形式的民主潜力。
另一方面，当人们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分配资源的国家战略，看作民主运动的后盾时，今天对这种全国工程的要求是不太可能的。鉴于全国性的福利国家的专横形式（它作用于福特主义的危机）以及包含大的社会集群(block)（工会、雇主和政府）的福特主义的"交易"的前提条件的消失。无论怎样，这种要求必须面对国家政府形式的挖空(hollow out)，特别是在其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的伪装之下，这些趋势必须被考虑进去，这样一个更合适的战略可能会是使用已经在亚国家层面变得可利用的形式和结构。
不是抓住"老式的"大范围、全国性指向的战略不放，也不是要求非具体的第三部门或社区的代表性，社会运动需要在新的讨价还价体系的结构内部打出他们自己的牌(card)。既然城市管治已经变得立基于本地层面上活跃的功能性利益(functional interest)的代表性，既然地方政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卷入到新的"伙伴关系"中的其他行动者很多特定的功能性特点，既然所有卷入其中的参加这都控制了对于政策的有效性是必需的资源，甚至社会运动群体对于协商也有一个真实的基础。但是"协商"对于眼下的斗争可能只是一个温和的术语。正在出现的后福特主义政体，拥有在本章中所描述的包括了城市管治的新形式的规章的新的社会模式，可能会以一些暂时的稳定性而发挥功能，但是它会提出无穷的和长期的社会瓦解的问题。对经济创新和竞争的强调，以及所有的社会项目对这些经济优先性的从属性，将趋向于造成社会中深刻的分化并威胁到市民社会的衰退（它必然地，从长期来看对经济稳定性造成了困难）。鉴于正在出现的日益加重的极化的阶级关系以及碎片化的地方状况，社会运动需要动员起来以给地方政权制造压力，首先，发展出战略性的计划以竭尽全力避免社会隔离和边缘化，并且，第二，使用大的私人投资者的资源去满足地方社会和环境的需求。如果他们成功的抓住了新的、碎片化的政治安排所提供的机会和空间，那么他们可能已经影响到后福特主义发展路径的具体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