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的社会学博客

这是我2010年5月-6月，为了参加2010年12月4-5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的"Spaces and Flows: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and Extra Urban Studies" 会议而写的英文原版论文，也是后来在2011年第3期《开放时代》上发表的《地方统合主义与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从轮船码头到宁波美术馆》一文的原版。

前两天，该英文版正式在SPACES AND FLOW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EXTRA URBAN STUDIES这一刊物的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这是会议主办方Common Ground Publishing新近创办的一个刊物，1-3期的文章全部是参与此次会议的论文。虽然刊物算不上顶级，虽然因为我的理论框架距离当时的思路也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对这个版本也不是很满意。但这毕竟还是我自己写的比较成型的第一篇英文论文，而且得以公开发表，所以有纪念意义。

基于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中国的企业家型城市是在独特的制度框架中得以塑造和治理的。在宁波美术馆这一案例中，在日益激烈的城际竞争中，为了提升宁波的城市竞争力，宁波的地方政府与宁波的地方国有企业建立起独特的政企伙伴关系，通过资产流动、政策投入等机制，将宁波废弃的轮船码头改建为美术馆。"城市"是该政策制定和实施所围绕的主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并非直接的超经济干预关系。"文联"这一统合主义国家机制，也扮演着政策实施者的角色。本文提出"中国的城市统合主义"，以描述宁波在塑造企业家型城市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地方国企的这种政企伙伴关系，以及国家统合主义的地方分支在其中所扮演的利益代表和协调的作用。

本文发表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9期（秋冬季）。原文的基础就是我那篇让我有很多感慨的硕士论文。记得这篇由巨长无比的硕士论文修改出来的、体现论文主要观点的浓缩版，还是在2008年我还没有到宁波诺丁汉大学报到工作之前，在家里修改出来的。当时想，即使做行政工作，发表论文总还是有好处的。后来就以宁诺教务处秘书的身份向一些期刊投稿，主要是一些城市研究的期刊，后来收到若干回复，都没有被录用，主要意见是没有涉及到一些单位制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文献，或者是此文更适合投给社会科学类期刊。后来又曾经投了其他一些期刊，都是石沉大海。

我这篇命运多舛的论文，后来终于借着2009年9月在华南理工大学参加"第16届国际城市形态论坛"的机会，得以在《南方建筑》上发了一篇比豆腐块大不了多少的超短论文。后来之所以又想起来投稿，其实是因为2010年初夏，我在CNKI上查到有个同学将其硕士论文修改后发在国内一个相当一流的期刊上，一时心痒，又起了投稿的想法。于是想到似乎可以投稿给香港或者台湾的若干期刊。因为当时正是我在集中搜集文献为博士论文做准备的时候，所以也了解到港台的一些中文学术期刊。本想投给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甚至都已经按照他们的各式要求把论文修改了。但是看到他们要求要邮寄两份论文打印件，觉得实在是麻烦。于是将已经修改好的稿子，原封未动投给了《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因为他们只要求发电子版即可。

在今年10月初，收到学报编辑部的邮件，通知我修改稿子，准备录用。我自然有些喜出望外。虽然知道，香港的中文期刊其实是很没有地位的，因为在香港，各项学术考评制度都只看在国际英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文期刊系统发展的不成熟且没有很大影响力。但是能够将这篇命运多舛的论文发出来，无论如何都是好的。修改的过程中其实觉得略感吃力，因为单位制研究的东西，自从完成硕士论文之后就久已不涉及了，感觉非常生疏。这篇论文其实是一个综述性的论文，所以重新读一下，感觉确实还是在理论上有些收获。根据匿名评审的意见，加上了既有研究综述的部分，以及最后一部分的研究展望。当然，也大篇幅的删除了一些次要的引述、综述性文字。

先将这篇论文贴出来，算是比较完整的呈现了我硕士论文的主要观点。仍旧保留该文的中文繁体排版，不过其中文字可能与发表于期刊上的文字仍略有出入。

2010年7月，我还在宁波调研的时候，收到北大出版社徐文宁编辑的邮件，说鲍德威教授要在当年10月到济南参加由山东师范大学主办的"挑战与回应：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学术研讨会，济南市委宣传部希望鲍德威教授能够写一个简要的自传，尤其写一下自己与济南的渊源，让与会代表及更多的济南市民了解他对济南的研究经历。所以我负责与鲍德威教授联系，请他用英文写了传略，再由我翻译成中文。

本来山师大的郭大松教授希望我能作为《中国的城市变迁》一书的第一译者参与此次会议。不过因为我8月底就来到哈佛访问，所以无缘参加此次会议，十分遗憾。10月的会议结束一段之后，我才想起这件事，上网一查，关于会议和鲍德威教授的新闻稿很多，让我也很感到高兴。鲍德威在济南接受采访时，也回应了记者提出的关于他个人身世的问题：很多人猜测他是不是在济南出生，父母曾经在齐鲁大学任教等。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鲍德威教授自己写的传略里非常清楚的讲述了他是如何对中国近代城市史，尤其是济南近代史产生兴趣的。

现在我将鲍德威教授的传略的英文原文及我的译文与大家分享。

我们翻译的鲍德威教授的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一书，在今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想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部以济南为个案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的著作，在其英文版出版30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中译本，可以让广大的中国读者了解到这一研究，并更多的了解美国学者对济南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的认识视角。

所以我将本书中的《译后记》贴在这里与大家共享，大家可以先对本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网页上，也有对该中译本的简介，链接为http://cbs.pku.edu.cn/scrp/bookdetail.cfm?iBookNo=61769&sYc=1

这些文章最早是09年11月我发在"宁波城建论坛"上的一个帖子。这个论坛是专门讨论与宁波城市建设相关问题的，我最早知道它，是在09年夏天在宁波做调研时，为了寻找被访者而在宁波各主要论坛上发帖征集被访者。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论坛，但后来发现该论坛友情转载了我的广告贴，当时就非常感谢。后来在这次调研临近结束时，我就把我对此次调研的总结发在了这个论坛上，之后在该论坛得到各位网友的积极回应和跟帖。之后我也被加入了论坛的QQ群。

写这篇文章的起因，只是因为看到QQ群上有一些关于房价的讨论，当时就想直接在QQ群上留言几句，本来没想写这么多，没想到一写就写多了，于是觉得还是直接发帖到论坛上更合适。关于房地产市场这个问题，我自己也确实关注很久了，读研时做过兼职的房地产策划分析师，还在搜房实习过，所以是有不少话说的。更不用说在现实生活中，我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都时刻接触到住房问题，接触到中国全民关注的房地产。在南大读研的时候，因为要写一篇社会心理学的作业论文，就以"房奴"为例，分析了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怪异的现象，题为《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讨中国城市"房奴"现象》。

我对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感到很痛心。中国的住房制度因为种种原因，目前正走在一条极度错误的道路上。原因很多，比如投资渠道不畅，导致富人无处投资，钱不知道怎么花、怎么保值增值，于是纷纷去买房。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和房奴群体的日益扩大，既反映了中国微观经济生态的恶化，也体现了一个霸权性意识形态的建构。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本来在房地产市场玩不起的普通百姓，也被裹挟到这样一个充满霸权、充满丛林法则的体系中，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家庭。

以下是文章正文，经过少许修改和整理，包括关于中国教育体系中的教师雇佣体系的"附一篇"。

仍然是陈允中教授课程作业的其中一篇。这是Stone对自己的城市政体理论的一篇回顾性的论文。对城市治理问题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城市政体理论。而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也越来越偏向于从城市治理的角度做分析，所以我对这个理论也很干兴趣。但是我对这一理论的了解，也仅限于二手的综述性资料，并未读过原著--当然这也未必是坏事，因为以前有过读原著的经历，发现辛辛苦苦读了半天，读完之后一点印象都没有，收获极小，还不如读综述来得实在--Stone的著作Regime Politics: Governing Atlanta, 1946-1988写于1989年，而这篇写于2005年的论文，是对这一理论的回顾和反思。其实对于我来说，倒更像是对这一理论的基本介绍。

虽然觉得城市政体对于分析中国城市治理问题，同样有借鉴意义，但是在进一步思考之后还是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城市治理的发生和运作机制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因此，城市政体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是很有限的。在中国强大的党国体制中，城市层面的所有重大决策和实施，都是由党全权负责的。虽然目前有一些公众参与决策、征询意见和公示的机制，而且已经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我们看到，作为权威核心的党，地位是不容挑战的，这就与美国软弱的城市政府和强大的私营部门及公民社会的权力格局，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城市政体，显然不能概括中国城市的基本事实。而我在阅读报告的最后写的例子，正是我在宁波调研期间与宁波市委的一位年轻的公务员的讨论内容，虽然政府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已经开始遭遇到社会的一些制衡的力量，但这只是经济发展导致政策执行成本上升的必然结果，而并不表明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

这同样是陈允中老师的课程作业。所读的文章是港大城市规划与设计系的伍美琴老师所写的关于香港城市更新的文章。最早知道伍美琴老师，就是在刚到港大那阵子。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闲，又对香港的很多东西都很好奇，特别是学术环境，所以那时生活的一大内容就是到处听讲座。先是在港大城规系听了一个讲座，看到伍美琴老师听了这次讲座。然后又看到有广告说过几天在浸会大学有另一个关于香港皇后码头保育的讲座，而且运用的理论背景是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所以特意跑到九龙塘去听，一看讲者正是之前见过的伍美琴。听完之后只是进一步了解了这个个案，但感觉没有特别的见地。皇后码头的事情我在07年第一次来香港时就关注到了，不过详细的背景信息并不太清楚。

后来还知道，伍美琴老师在美国UCLA读书期间的导师，正是著名的John Friedmann。我当时在南大写申请香港学校的研究计划的时候，从张京祥老师的两本书得到"城市转型"这个概念后就抓住不放。在那时所浏览的少数英文文献中，看到有多篇书评都是关于Friedmann的China's Urban Transition一书，虽然当时无缘读，但印象非常深刻。此时得知伍美琴老师是Friedmann的徒弟，自然想抓住机会好好请教一下。不过感觉我跟香港人总是有一些隔膜，一次去城规系偶遇伍美琴，就问她能否抽出时间跟我聊聊，她以这段时间很忙为理由拒绝了。后来我完整的把China's Urban Transition一书看完了，启发还是有的，不过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有用。这是一本对中国城市变迁非常一般化的研究，分成若干主题去讲，有很多实例，但缺乏理论分析。

这篇文章是讲香港的城市更新问题，特别是香港的土发公司和市建局这些公共、半公机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感觉也没有多少新意，尤其是在香港这样的土地制度和经济结构之上，实在很难有根本性的改革。而文章所提出的建议，自然大家都知道好，但感觉总不过是乌托邦，缺乏实践的可能性。

这是我选修香港科技大学城市陈允中教授所开critical urban studies的作业的一部分，依然是一篇reading response。所读的论文是Zukin所写。

Zukin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城市研究学者，自然也是如雷贯耳，不过我读书一向是以实用为主，所以这些所谓名家的著作，反而较少问津。这次借这个机会读了她的文章。这才比较清楚，  Zukin是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城市文化问题。因为我的研究兴趣之一是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所以在以后做这些研究时，肯定会在Zukin那里找到很多有启发性的东西。

这次读的这篇文章，是比较一般性的研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符号性经济(symbolic economy)，以美国纽约的Bryant Park为例。其实读完之后发现，中美两国的城市发展在很多方面完全不具有可比性，比如这篇文章提到的美国内城犯罪率与郊区发展和城市中心公共空间私有化的关系，如果放在中国完全如同呓语。不过因为我写这篇读书报告的时候，恰好在申请美国Fulbright访问计划的过程中，所以像Bryant Park这样实实在在的例子，也被我拿来写进我的申请计划中，说明我想在访问美国期间做中美两国城市的比较研究。当然这种说法是以申请到为目的，所以只是一种点缀，事实上我并未准备认真花功夫做这种比较研究。我还曾想过联系Zukin作为我访问美国期间的指导老师，因为她毕竟是执教于社会学系，似乎名正言顺，不过因为从Trinity College的陈向明教授那里得到非常积极的回应，所以也就没再跟其他老师联系。当然现在我申请这个项目也基本告吹，所以这些插曲也都已经成为历史。

因为陈允中教授要求在报告中谈谈自己由阅读文章而产生的联想，所以我提到了澳门和杭州的例子。导师给我一个机会参加澳门的会议，所以我有机会在09年10月中旬去了一次澳门。虽然粤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独特感觉与香港相同，但澳门的规模实在太小，人口少，整个城市除了赌场和旅游，基本看不到有其他比较发达的产业。不过历史街区的保护应该比香港要好，毕竟也没有香港那么大的土地开发压力。而杭州因为热潮房地产，这10年已经在中国大陆臭名昭著，当然我在文中只是以所谓"软实力"这种很虚的概念提及了这个现象，因为确实，如果从杭州城市当政者和大商人尤其是房地产商人的角度看，他们的这个炒作工程是极度成功的。

2009-2010学年秋季学期，我跨校选修了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陈允中教授所开课程critical urban studies。原本是想在港大城市规划系或地理系上几门城市研究方面的课。后来发现陈允中教授的课程更偏向于城市理论的探索，而不是规划实务、中国城市研究实务之类的东西，更符合我的需要，所以通过全港的跨校选课系统cross-institution course enrollment选了这门课。

最早知道陈允中教授，是在2009年4月在香港兆基创意书院举办的"香港文化聚落与城市发展研讨会"（"Making Cultural Clusters: New Strategies for Culture-led Urban (Re)development" at HKICC Lee Shau Kee School of Creativity）上知道他的。他当时做了题为《市场导向? -中上环的文化聚落》的报告。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他的基本情况，心想我当初申请的时候怎么不知道他呢？此外，这次研讨会还有长江创意产业研究中心顾问莫健伟，我是在选修港大通识教育课程"city branding"的时候知道的。还有陈允中的伴侣，港大比较文学系的司徒薇。

上了陈允中的课，才逐渐对他有了更多了解。原来他是马来西亚华裔，而不是台湾人。只是因为他在台大读本科和硕士，加上姓名的台湾拼音，所以给我这样的感觉。更后来才在网上查到，他的祖父其实正是国民党军官，国民党战败后举家迁往台湾，但到陈允中的父辈，已经是在马来西亚诗巫(Sibu)出生了。而一个港大比较文学系的学生，也给我们讲了不少有关他和司徒薇的故事。才知道他更司徒是在美国UCLA认识的，毕业后陈就随着司徒来到香港。但是他们只是伴侣，不结婚，不生孩子，所以非常后现代和女权主义的感觉。他们现在一般住在科大环境优美的教授别墅中，这是科大给每个教授的公共住房，只要在这里工作，房子是免费住的。陈之前根本不会讲广东话，但现在广东话十分流利，考虑到司徒的作用，所以也很好理解。上课第一次见到他，对他的形象很感惊讶，因为他发型居然变成了平头，而在4月的时候，则是一头比较漂亮的长发。而他的搞笑特点，我此前从不知道。他讲课基本上就不会老老实实站着，总是走来走去，身体动作很多，更是喜欢讲笑话。香港发展到这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关键性的城市议题了，所以陈允中对香港的城市研究的两个集中的研究领域，城市社会运动和城市创意产业，恰恰反映了香港目前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而陈融入香港社会的程度也很高，比如积极介入保育皇后码头、蓝屋利东街的运动。

但陈同样也有香港人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比如面对一个地位相对下降的香港，不免产生一种为香港唱挽歌的悲壮情怀。而历次社会运动的感觉，总是在给政府施压，而没有想到如何与政府合作对话，没有体谅到，香港政府在很多关键性问题上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最终决定权，所以基本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比如对中国大陆缺乏根本性的了解，对共产党持比较简单的批评的态度，而没有看到统治一个国家和统治香港是多么的不同。

陈的课程非常强调对理论的阅读与经验研究的结合。本文就是他列出的作业的一部分，即对一些英文研究原著的阅读和写作读书报告。这些阅读也确实有助于我的城市理论基础的提高。本文是索贾（Soja）的文章，"The Third Urban Revolution: Modernity and Urban-industrial Capitalism" 节选自他的著作Postmetropolis 的第三章，讲述以近代工业革命为背景的所谓"第三次城市革命"。这里面讲到的"曼彻斯特学派"对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远没有对芝加哥学派了解。其实这个学派的路线，应该可以看做二战后特别是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勃兴的城市政治经济学的始祖。这种相对激进的研究线路，对应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物质决定论，为现代城市理论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而索贾的研究思路则是，对于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后现代理论，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形成他所说的社会-空间辩证法。而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则是由于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城市问题，使得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反城市的传统。而在毛主义的中国，这种倾向在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同时，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的主导地位被结构功能主义所取代后，对它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物质决定论色彩的空间分析视角，美国主流社会学界采取了彻底抛弃的态度。所以社会学长期对空间和城市问题缺乏关注，将这些研究领域拱手让给地理学。而空间概念重返社会学，似乎已经是到了1980年代，以福柯、吉登斯等为代表。

1949年4月，国民政府溃败，解放军攻占南京。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历史在此断裂。作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就此终结。继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而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了表示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让中华民国的国号也彻底寿终正寝。

这是我2007年5月在南大写成的一篇小文。之前曾经看到过南大举办的读书节征文启事，当时也没太在意。不过后来身边发现有同学投稿获奖，拿到了几百元的购书券，于是心中不免十分羡慕。之后在南大小百合论坛上看到有关于听讲座的征文启事，倒是正合我喜欢听讲座的经历，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投出去之后却石沉大海，以后根本没听到关于征文评审的任何消息，就这么不了了之。今天拿出来贴在博客上，也算是回忆一下自己在南大学习的点滴经历吧。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怀念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特别是城市研究的氛围，在东大楼听讲座的经历很多仍记忆犹新。当然，这也是与南京整个城市的气质分不开的。东南大学的中大院也是我常去听讲座的地方。

因为怀抱着跨入城市规划界进行更"专业"的城市研究的企图，2007年5月份开始我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社会学专业学生，认真的准备起了一次跨学科之旅，而其具体的目的地则是位于上海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这个城市规划界的巨擘。备考过程着实辛苦，但收获确实良多。2007年11月23日，奔走于沪宁线上的舒适的动车组将我载到上海，我在这里待了5天，之后前往宁波小住。

上海，这个昔日的远东第一大都会，远东地区最大的商业、金融和工业中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随着中国政局的一次次剧变而起起伏伏。在上海再次走向全球化的今天，虽然上海面对东京、首尔、台北、香港和新加坡，其角色已经由领跑者成为追赶者，但上海毕竟是上海，"东方巴黎"风韵犹存。

遥想1999年我上高一时，第一次来到长三角、来到上海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的震撼。从此，上海成了我心目中最先进的中国城市。虽然高考时报了山大，在自己的老家济南读了四年本科，但对上海和长三角的好感始终未变，也最终经过考研来到南京大学。不过南京给予我的东西太多，南京提供了一种更为真切的城市生活经历，我对上海的感觉逐渐模糊。而且我是那种对于带有霸气的所谓"主流"叙事很难接纳的人，在济南时，我受不了张口闭口就是"北京"，而到了南京，我同样对于总是将"上海"挂在嘴边不以为然。而当我在2007年再一次来到久违的上海之后，虽然不能完全说，作为中国人甚至是全世界想象中的正在崛起的世界城市的上海，其形象却在我的心目中崩塌了，但是至少可以说，我对上海的认识更为贴近一个现实的上海了。尤其是2007年夏天在香港的旅行感受，成为一个很方便的参照系。

回到南大，自然感觉也不应该"浪费"这次经历，应该就上海写点东西，不过在把基本的思路记下了之后却迟迟未能动笔--不过绝非没有时间，因为在那之后我一共写了5篇随笔，一篇译文，包括最近期的关于日照、连云港的随笔和关于济南的译文。或许是对上海的感觉比较复杂，上海本就是一个多元文化杂糅的"滩"，在上海，没有一个像"梁陈方案"之于北京一样能够让我心潮澎湃的主题。同时又觉得关于上海的文章实在汗牛充栋，不特别需要我在这里赘述，所以不妨为相对冷门的宁波、日照、连云港和济南多写一些东西。

上海早已成为国际学术界中国城市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个案研究城市，仅以卡迪夫大学的吴缚龙教授为例，他的大量论文就是以上海为主题的。因此上海是幸运的，这个复兴中的世界城市目前所获得的学术关注甚至已经超过了香港和台北。"远东第一大都会"虽然没有完全恢复的必然性，但上海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迷人的前景。于是，我还是把这次旅行的观感再通过回忆的方式组织起来。

本文是美国历史学家鲍德威(David D. Buck)的著作《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Urban Change in China: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Shantung, 1890-1949)中的第一章。该书最初是鲍德威于1972年于斯坦福大学写就的博士论文，我看到的该书于1978年由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出版。鲍德威现为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鲍德威是亚洲史特别是中国城市史的专家，对中国城市史研究以及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最早知道该书，是2005年春季我在山大写作我的学士论文的时候，虽然一直没有看到原书或者任何中译本，但是在很多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中，频繁的看到该书，让我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憧憬。大概两个月之前我终于在港大图书馆借到了该书，非常高兴。据我所知，目前该书仍然没有中译本，十分遗憾。我读博士的四年恐怕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去专注于翻译该书，虽然我非常希望做一下努力。所以先把该书的第一章翻译出来。本章是关于研究目的、研究背景的一般性介绍，对济南的具体研究只是在随后的章节才会展开。不过我们当可以看到，从一个美国城市历史学家的角度来审视济南乃至整个中国的近代城市史，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内容，虽然该书写就至今已经近40年。

以下是翻译原文。

对真正的滨海城市，我一直了解不多，已经有很多体验的上海和宁波并非真正滨海而建，真正第一次对海有直观的感受居然是在2007年夏的香港。枣庄虽处内陆，但距海并不算远。而拥有中国最长海岸线的山东，随着半岛城市群的崛起，已经非常具备发展成海洋强省的实力。8月我和父母一起到距离枣庄最近的两个滨海城市日照和连云港旅游。它们都不是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目前的发展状况比起青岛、烟台和大连还有非常明显的差距。不过作为淮海经济区仅有的两个出海口，它们非常值得关注，它们的发展态势与淮海经济区的整体走势息息相关。

这是我参与江苏省社科院的“和谐社会背景下的阶层和谐关系研究”课题的部分成果，但是最后在定稿出版的时候被删掉了。我反而觉得这部分是能够体现我对“阶层关系”这个并没有做全面深入研究的问题的一些有价值的独立思考。

向西方社会的任何已有社会发展成果进行学习和借鉴，都必须牢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有体制的独特性。西方的许多社会发展成果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和体制背景，盲目的把他们拿来用于中国，很多时候不但无益，甚至会产生误导效应，更加深了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困难性。而“中产阶级社会”和“公民社会”正是其中的两个。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这些概念运用于中国的局限性，或许它们本身不过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所以对这些概念必须进行批判性的理解和审慎的运用。

我在北京实习期间，到达北京当天恰好赶上了2月29号2008第八届中国房地产发展年会，到达会议现场北京国际饭店，不久就听到了郎咸平的演讲。他的演讲还是给我很多启发的，我的听的过程中也一直在思考一些城市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因为在为了申请香港博士而写作研究计划的过程中，也一直是关注体制、城市转型这样一些问题，查阅了很多中英文的文献。尤其是《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发展多维透视》这本书给我非常大的启发。

我开始认同采取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使用资本积累这一核心概念，来理解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体制转型，而在城市转型层面，大卫·哈维的理论无疑是最有价值的。当我用这种理论框架来理解很多城市问题的时候，我总是深深的感到一种自信：能够一针见血的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而我看到的很多论文和著作只是被各种表面现象所蒙蔽，看不到事情的本源。最明显的就是很多研究所津津乐道的“城市化”，很多研究似乎都是不假思索的表现出对城市化的高涨热情，却根本没有深入思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城市化”这一概念本身是否只是对一些表面现象的肤浅描述，或者只是一种空洞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用于人类社会整体的？当代中国的城市发展与西方的城市发展是不是都可以用所谓“城市化”来加以概括和理解？

之后我也把当时的一些想法在南京大学“小百合”上帖出来，现在的文字就是以当时的帖子为基础修改的。

虽然3月15日就已经知道了一点西藏发生暴乱的消息，但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因为中国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与政治诉求直接相关的群体性事件了。但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西藏问题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话题之一，从拉萨到奥运火炬，延续了这么久，范围这么广，实在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边疆问题之前我并不太感兴趣，实在是因为自己首先根本没有关于中西部生活的任何直接经验，而且多年来的城市研究也使我必然更为关注东部地区以及中西部的成渝地区这样的大城市群。西藏问题的这次爆发成功塑造了全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一场“赶集”形式的爱国主义，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浪潮中，很多人物和观点都借着“爱国”的名义招摇过市。

也许确实是因为实习期间身居北京，确实感受到首都更宽广的眼界。而且北京向来是一个“天子守边”的帝都，大明帝国时期一直与大漠中的鞑靼对峙，后期又与东北的女真频繁开战，所以北京对于边疆问题并不陌生。所以我也开始关注一些边疆和民族问题。另外就是身处北京，更感受到对南大的留恋，所以南京大学“小百合”总是我每天上网必须浏览的论坛，尤其是历史版更是让我流连忘返，也参与了很多话题的讨论。本文就是对我发表的几个帖子的整理所得。因为在这些方面没有系统的研究，仍然只能算是一个票友，所以错误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因为参加“华夏精英 相约香江”活动要自行到达深圳集合，2007年7月下旬我第一次有机会到珠三角。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和对火车的偏爱，从南京出发在火车上躺了25小时才到达深圳西站。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孤身一人的行程，加上道听途说的珠三角恐怖的治安状况，让我对此次行程颇感不安。途经江西中南部的崇山峻岭，火车不断在隧道中穿行，虽然山岭都是绿色，但山间空地狭窄，稀疏的居民点异常分散。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景观，感慨经济的发展将何其困难。进入粤东北，特别是进入东莞之后，山岭少了，平地多了，居民点、公路和厂房越来越密集了，尽管其分布在总体上依然是分散的。待进入深圳行政辖区范围内，沿线虽然仍有很多山地，但厂房、小高层住宅、商业设施越来越多了。

【摘要】"城市更新"是城市研究界永无止境的探索与实践。中国的城市研究界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过程中，非常需要耐心审视一下西方在二战后走过的历程。对近年来国内城市研究界关于二战后英、美两国城市更新的研究做一综述，可以把所有研究分为四个探讨方向，即对城市更新的概念及具体操作方式的研究；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的综述性研究；对城市更新机制和组织形式的研究；对一种独特的城市更新现象--"城市绅士化"的研究。通过综述得出的总体评述是：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呈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在研究的阶段和内容上初步呈现深层次、多维度的研究态势；研究路径表现出城市规划研究与城市设计研究的分异趋势；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点是城市更新中规划师的立场与角色定位。

【关键词】英美城市；城市更新；综述

7月陪女朋友到宁波的工作单位报到。从山东的最南端枣庄到达宁波，也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对我们来说，宁波已经很远了。火车站前看到大包小包的我就冷漠拒载的出租车司机，让我感到很是意外和不快。终于搭上一辆出租车，司机的一口宁波话又让我云里雾里的。幸好一位师兄的热心帮助，我们才在宁波江北区安心借宿了几天。

初到宁波，其城市景观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林立的高楼，而是异常清洁和绿化良好的市容以及城市中心区良好的道路景观设计。城市几乎是纤尘不染，路面也像是刚刚用水冲洗过一样。没有南京让人感到沉静的法桐大道，但婆娑的香樟和精致的绿地却给我一种温馨的感觉。习惯于用脚丈量城市的我，第二天就借着办几件事的机会逛了几处地方。城市道路和公交车车体上就能够看到一些城市营销的内容："东方商埠，时尚水都"是宁波的城市营销口号，"阿拉宁波"则略显诙谐的展示了宁波人的城市自豪感。三江口是宁波城市的核心地段，三江汇流之地，也是商贾云集之地。宁波并不是青岛一样典型的滨海城市，宁波的城市发展史与江水的关系更为密切。与上海黄浦江两岸的景观相比，宁波的江岸景观多了些人性化和生态化的内容：没有林立的高楼直接压迫江岸景观，江岸被绿地、树木、公园所环绕。江岸不只是城市展示的橱窗，更是市民休憩的最佳去处。

【摘要】"房奴"是随着中国大中城市房价的上涨而产生的一个新名次，用以形容通过贷款而购房的一部分人，由于购房支出过大而给自身的生活造成极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的生活状态。"房奴"的产生是以中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家庭结构变迁和人口流动水平提高为背景的。"房奴"现象中包含着显著的社会心理学意义，从脸面观、住宅的社会心理意义、社会安全感、消费社会文化及从众心理等角度，可以对"房奴"现象的产生进行解释，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则需要实证研究，以及将中国人社会行为研究和消费研究与之相结合。

【关键词】房奴  房地产  住宅  社会心理学

【内容摘要】大卫·雷斯曼的《保守资本主义》中考察了社会习俗、传统、价值等非理性因素与工具理性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相互关系，并将二者的结合称为"保守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与保守主义尽管在许多方面的"取向是大相径庭的"，但是两者的混合"绝非哲学上的幻想，而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简单的事实"。理性化是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它也有重大的局限性，工具理性也并非必然带来经济绩效。在经济活动中体现着社会性的因素，社会性的因素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这就是所谓的"嵌入"现象和"嵌入性"。这些社会性的因素包括习俗、传统、价值、道德等。而涂尔干在其经典著作《社会分工论》中更是深入剖析了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因素。

【关键词】资本主义 保守主义 嵌入性 道德

这依然是顾朝林老师的《规划理论与实践》阅读教材中的英文文章，这还是我翻译的第一篇社会学家所写的关于城市研究文章。文章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以芝加哥为个案分析美国大城市中的新城市贫困现象。

这篇文章我已经翻译出来很久了，可是到现在才打出来贴到博客上。现在真是感觉很忙啊，事情很多。老宋让我们开题，我还要看考博的书，现在又要做房地产兼职，真是感觉时间不够用。看来张鸿雁老师边做学术边做策划的职业状态，真的是要比一般人更多付出和努力的，他有自己的学生帮忙还好多了。

我本文中我把ghetto翻译成隔都。这种翻译方式是我上张鸿雁老师的"现代社区研究"课程时，一个同学在做她的presentation时我第一次看到的。我觉得这种翻译方式既与这个单词的发音相近，又通过"隔"和"都"表达了该单词中包含的"隔离的城市街区"的含义，是一种很传神的翻译法，就像当年徐志摩把cigar翻译成"雪茄"一样的到位。我觉得"隔都"的翻译法远比简单的按照其含义翻译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更合适。

此文是一年前我写的童星老师所开"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的课程作业之一，是一篇读书报告。当时在分组讨论时我所选的论题是贫富差距问题，所以在选择读书内容和论文主题时，都选择了贫富差距问题。当时在南大图书馆查的一本书是美国的戈登·图洛克所著《贫富与政治》（长春出版社 2006年版）。想想当时的心态真是有些"言毕称希腊"，看看似乎只有这本美国人的书才最学术。正好该书被借出，于是就在系资料室里借了10本关于贫富差距的参考书，作为写作论文的参考，选择了其中感觉有较多创新、论证较严谨的一本写作读书笔记，就是本文了。后来偶然找到那本《贫富与政治》，才发现其主要内容是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有大量的数学推演模型，与我研究的当代中国实际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没有多少相关性。

【内容摘要】城市空间结构扩展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可以分为蔓延式扩展、点轴式扩展、飞地式扩展和网络式扩展，每个扩展模式中又可分别分为两个不同的亚模式。对南京自1899年正式开埠以来的城市空间结构扩展历程加以考察，可以划分为5个历史时期，分别以飞地式扩展、点轴式扩展、蔓延式扩展和飞地式扩展为主要扩展模式。南京应注意避免飞地的连绵和蔓延的继续，使城市空间结构向网络式模式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城市空间结构扩展 理论与实践 模式 南京

【内容摘要】"行政区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范式，其本身还存在解释力的不足。"行政区经济"现象的本质是地方政府竞争中对核心经济资源的把持与反把持。跨区域融入的现象表明"行政区经济"范式一定程度的失效，更表明只有绝对的城市利益，而没有绝对的行政区划。由此提出"行政区经济"主要表现在城市政府的竞争中这一假设。

【关键词】沪宁芜城市连绵带  行政区经济  政府竞争

准备雅思考试的过程中读了很多英文阅读文章，还确实有增长知识的作用。有篇文章讲到城市交通问题，我很感兴趣。因为没有标明出处，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来自哪里，可能是学术论文，也可能是新闻通讯。里面的观点都是很专业的，对当代中国城市交通规划也非常有用。但是里面的数据都有些过时了，特别是几处对中国城市的描述的不确切更是明显。因为中国城市已经不再是自行车王国，自行车越来越被认为是阻碍现代城市交通发展的洪水猛兽，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这对于我这个喜欢在城市中骑行的人来说实现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幸好南京对自行车的政策还相对宽容，城市中心区的尺度不大，道路网密度较高，还比较适应自行车的使用。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一个误区是限制自行车的使用、挤压自行车的道路空间。其实真正对城市交通和环境造成压力的是私人汽车的使用，而自行车则应该被视作是短距离出行的最有效交通方式，而且能够与公共交通实现最佳换乘。

本文的英文原文来自环球雅思教材《阅读名师讲机经》，王辉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38页。

再次回到山东大地，那种北方气质又扑面而来，但于我来说则有些陌生了。在枣庄只是闷在家里写朱国云老师"社会变迁与组织发展"课程的论文，题目是《沪宁芜城市连绵带政府竞争的变局--行政区经济与区域碎片化》。当一篇13000多字的论文写成之后，我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一些想法也更为清晰和明确了。

之后到了济南、德州和徐州三地，正好借助于刚刚研读过的一些区域经济学和地理学的一些理论，对其中的所见所闻进行了一些梳理，写下下面的随想。本文没有学术论文严谨的结构和论证，写作更为随意自然，意在与广大同仁做一种思想上的交流，欢迎各位网友能够在阅后给予评论。

依然是顾朝林老师所编"规划理论与实践"阅读教材中的一篇文章，研究主题也是目前的学术界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在全球性产业结构重构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城市政府如何据此对他们的城市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城市管治"的概念就是反映这种城市政府治理方式走向的新理论。城市政府更加注意与工商界建立"增长联盟"，以企业的管理方式运营城市。而城市政府在此过程中如何避免完全变成追逐利益的企业，更有效的发挥其公共服务的职能，从而避免社会极化以及市场无序，尤其值得关注。

"后福特主义"反映的是西方社会整体社会运转体制的一个重大转向，而"城市管治"则是在这种转向中城市治理方式的新构架。南大城市与资源学系在国内较早的引入"城市管治"研究，从2000年开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三次举办"城市与区域管治研讨会"，发表了大量论文以及《城市管治 概念·理论·方法·实证》等专著。顾朝林、张京祥、甄峰等老师对此都有很多研究。

本学期听张京祥老师的一个名为"大事件营销与城市增长机器"的讲座，主要是讲目前中国城市政府在城市治理中越来越注意与企业结成"增长联盟"，谋求城市经济的增长。但是其过分强调政府经济绩效的问题，已经极大的影响到城市的公正和稳定以及城市规划的有序。而且明显的目前中国城市政府尚未实现与第三部门充分的沟通与合作，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偏离应有方向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后来又看了张京祥老师一篇名为《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化研究》的论文，对此论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本文的作者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的政治学家Magit Mayer，他在本文中提出的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方组建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以及讨价还价机制(bargaining system)，我认为是他所提出的"后福特主义城市政治"的核心。

本文选自Ash  Amin主编的《后福特主义读本》(Post-Fordism: A Reader,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5)。

      顾朝林老师的《规划理论与实践》阅读教材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城市地理学界和城市社会学界都非常兴盛的城市郊区化研究，而作者的新意是指出传统的郊区已经没落，而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是他所称的"科技郊区"的崛起。   

        罗伯特·费士曼是Rutgers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通过自己在1977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二十世纪的官僚城市乌托邦》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誉。该书是对E·霍华德、勒·柯布西埃和F·L·赖特的研究。在他的第二本书中，他选择了一个完全的平凡的、梦魇般的题目--郊区的历史--仅仅发现"郊区理念"在最终的分析中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中产阶级的乌托邦。

        要了解正在产生的后现代郊区的其他特点，可以看如下研究：记者Joel Garreau的《边缘城市》、曼纽尔·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曼纽尔·卡斯特尔和匹特·豪尔的《世界的科技极》(Technopoles of the World)、埃德加·索娅在"拆分洛杉矶"(Taking Los Angeles Apart)文集中对洛杉矶地区的研究。

        按照作者的定义，美国最典型的科技郊区、并且在中国最为知名的当属硅谷。在中国，应该说目前尚不存在作者所称的科技郊区的成熟发展，但是有些大城市其雏形已经基本具备，比如在南京，以仙林大学城为核心的仙林新市区，如果按照其规划理念完全建成，应该说已经是一种具备科技郊区特质的城市新区。

2006年8月9日至8月19日，我参与了南大社会学系陈友华老师的"2006年中国城市居民职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王卫东老师总负责，在中国的天津、保定、武威、鄂州和镇江五个城市展开结构式问卷访谈，分别由天津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和南京大学具体负责），在镇江做了11天调查。南京都市圈和宁镇扬一体化的议题近年来叫得很响，我7月刚在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买了徐州和镇江地图，打算今年9、10月左右和女友一起到镇江玩，这次正巧到镇江做调查，镇江地图也提前派上了用场。

这同样是南大社会学系暑期课程的作业，课程是研究social movement的。作业是要写一个读书报告，我在一大堆英文文章中选择这篇论文，其实只是看到它的题目里有urban这个单词。我现在对城市研究真是有些高度的神经过敏，看到中英文的"城市"和"city""urban"大脑就立刻被唤醒了。

文章其实并没有多少我最感兴趣的内容，不过其中讲到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运动的主体发生的重要变化确实很到位：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在1990年代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充足的、正规的向上进行社会流动的渠道，从而不再是社会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而城市工人则由于国有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下岗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从而取代了过去精英知识分子的地位，成为城市社会运动的最主要领导者。

这是南大社会学系暑期课程"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作业，其实主要讲的是中国的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饮食文化，所以总觉得课程题目起得有点太大，开课老师是韩国首尔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金光亿。
中国的饮食文化确实博大精深，虽然本人体弱多病，身体素质不好，但是在吃饭饮食方面却非常的讲究，所以这个问题也比较感兴趣。吃饭我很讲究口味，喜欢吃辣，高二的时候就跟着妈妈学炒菜，自认为一般的家常菜都做的还不错。
这篇作业的选题是关于中国菜系中的鲁菜和川菜的比较。山东是我的家乡，川菜的辣我也非常喜欢，于是进行一种比较，并且与区域认同的问题联系起来。关于区域认同，我到南京之后感受和比较更方便了一些。区域身份的自我认同、辩护和宣扬确实是一件有趣的事，"谁不说咱家乡好"嘛！比如浙大毕业的同学一般都经常讲到杭州种种的好来，真有一种沉醉的感觉啊。以前在山东，早就听说"山东的路，广东的桥"这种说法，是说山东的公路建设在全国走在前列（目前山东已通车高速公路总里程以微弱优势领先于江苏，位居全国首位）。但是今年的某天却听一个同学说是"江苏的路，广东的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类似"浙江的路，广东的桥"或者"河南的路，广东的桥"等说法。以前看过一些文章说鲁菜是中国宫廷菜的基础，但也是在今年又有同学说淮扬菜才是的。这种现象实在是有趣啊。

这也是我从顾朝林老师的《规划理论与实践》阅读材料中翻译的一篇论文，是关于洛杉矶大都市连绵带的研究。该文中的很多观点改变了我对洛杉矶的很多负面的印象，比如高度依赖私人汽车、漫无边际的城市蔓延等，而得到的新的信息是，洛杉矶有着一种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种族平等的潜力。但我仍然认为洛杉矶并不是中国大都市未来的发展方向，东亚社会有着与美国非常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或许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都市的发展方向仍将是东京、香港和首尔。

华纳把洛杉矶视作一种新的大都市复合体(metropolitan conplex)，华纳在该书中对洛杉矶的平衡的对待(balanced treatment)最为突出，他认为在洛杉矶有一种新自由，这种新自由体现了一种迄今为止在美国城市化的历史中并不为人所知的潜力。华纳的《城市原野》一书，可以被看作是关于美国城市社会历史的最好的一部。

这篇文章又是以洛杉矶为研究对象，这基本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的共同特点，洛杉矶成为后现代主义地理学研究最集中的美国城市。洛杉矶被认为是不同于20世纪中叶以前以纽约、芝加哥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化城市的后工业化城市的典型，其分散布局、多中心乃至无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使之非常符合后现代主义对绝对价值观和中心性的拒斥倾向，以至于现在后现代地理学乃至整个后现代主义都"言必称洛杉矶"。

该文同样也是"hank"文件中的一篇文章，大概也是写于2002年初的寒假里。那是我还对社会学没有太多了解，看书看的历史、地理、文学、文化等方面的书远远多于社会学的书。那个寒假里，我记得是又把家里的《鲁迅散文选》（四卷本）看了很多，觉得应该为鲁迅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鲁迅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人，我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对他的文章很着迷，他的小说我全都看过，杂文的精华之作我也基本都看过。他的性格、人生观、做事风格、人生经历都曾是我模范的榜样。我思想中极端的部分，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他的影响。现在鲁迅对我影响力远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我今后的人生路将与文学没有太大的联系。但是鲁迅仍然是我最为敬重的一个中国人。

暑假期间在家中的电脑里，偶然发现一个名为"hank"的隐藏文件，打开一看，里面是我在大一和高中时写的几篇随笔和小说。这个文件，大概是2003年初的寒假中，家里刚刚买了电脑，我那时候打出来的。这些文稿的底稿基本上都找不到了，这次居然找到了打出来的文件，看到之后，感觉像是恐龙再世，让我略感意外。

里面的随笔，还是我那时候，用鲁迅式的比较辛辣的笔法，表达自己非常极端的一些思想，确实有些少年狂的感觉。不过我觉得其中的东西还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因此在博客上发出来，感觉还有它们的价值。只是其中社会批评、文学批评的色彩比较重，距离现在我通常写的学术论文差别世是常大的。

此文应该是写于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期间。

这是南大社会学系暑期所开小学期课程"globlization and identity"的课程作业。暑期课程我在山大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但是2003年正好赶上非典型性肺炎风靡全国，故此小学期也就不了了之，到了2004年都在忙考研，即使开了也不会有人理会，事实上也没有开。本以为小学期可以随意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还有很多名家来开课，真是一桩好事。但是这次的小学期后来竟然弄到了所有学生必须选修一定数量的课程，不选的话像奖学金之类的好事就没了的程度，而且根本没有跨系选修的可能。真是对这种安排感到"莫名惊诧"。这篇作业发的好像有些晚，估计也没我的成绩了，不过发在博客还是可以的，或许还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排名。

我对全球化没什么研究，只是觉得中国在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经济和科技研发的相对独立性是很重要的。我向来支持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支持国货。在很多国家的政策包括美国，还没有达到全球化的程度时，中国不能走的太远，先搞个全球化政策，因为没有什么国际法庭在欧美发动反倾销案时会主持公道，维持"fair play"。

【内容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所代表的青年马克思时期的思想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是该书主要的内容之一，它指工人同自己的劳动过程、劳动产品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并与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本质的联系。异化劳动产生的原有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存在、劳动依然是作为谋生的手段以及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存在。劳动是否是人的本质或称人的本质是否表现为劳动？自觉自愿的劳动或称理性的劳动是否就是劳动者唯一的占有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当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当私有制最终被超越时，情况会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同时对当代劳动现象的实证层面的考察，并运用异化劳动理论的视角进行思考，能够对现实中的一些劳动现象得到独特的解释。

【关键词】马克思 手稿 劳动 异化

这是宋林飞老师所开"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名著选读（现代部分）"的结课作业，题目是对课程上宋老师所讲的8本经典名著进行方法论的比较。其中《另一个美国》我没有找到，所以只有7本书的比较。

本人对社会学理论现在是越来越不感兴趣了，本科的时候就没看过几本理论的书，只是在考研成功还在山大没有毕业的大四下学期，有意识的补了一下课，看了几本理论书，包括《社会学的想象力》等。现在觉得社会学理论对自己将来的发展不是最有价值的，关注度越来越小了。

宋老师要说讲课确实还是非常认真的，看着他在讲台上，略显苍白的头发，真是有那种前辈的感觉，很是让人尊敬。但是宋老师对学生似乎是太冷漠了，完全是不闻不问，做他的学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啊。也不能怪他，身为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哪里有那么多时间管学生呢。

这是南大城资系顾朝林老师所编《规划理论与实践阅读教材》（内部教材）中的一篇论文，这本资料是我上个学期去听顾朝林老师的"规划理论与实践"课程第一节课时买的，不过顾朝林老师就要去清华了，这门课程也成了绝唱。该书中的大部分论文是英文原文，我已经看了一半。觉得南大考博题目里有英文翻译的题型，就想可以选择教材中其中一篇论文翻译一下，既练英文又练人文地理的专业知识，就翻译了这篇论文。

翻译真是比较费时，比写同等字数的论文还要费时长。不过倒非常喜欢翻译一些城市研究的专著，只是现在没有这种机会获得版权从而出版。像这本书David . D . Buck , Urban Change In China :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 , Shantung , 1890~1949 ,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78 （鲍德威：《中国城市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我就非常想翻译一下，但现在既没有英文原著，而且有的话也基本不可能获得版权，只是白日做梦了。下面的论文翻译可能还有一些语句晦涩或者术语翻译错误的地方，如有高人看出恳请指正。

该文作者是考文垂大学地理学系的系主任。

本学期我继续参加了南京大学研究生会组织的南京市民工子弟学校支教活动，上学期是到建邺区江东门西街的明光双宇小学，带"科学"课程，本学期是到玄武区蒋王庙街的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带"社会"课。这次的带课一是比较符合我的学科背景和学术兴趣，而且学校环境比明光双宇好了很多，总体的收获比上学期的大。这次研究生会要求带课带课结束之后写一篇支教感想，下面就是我写的这个。

这是我向中国南京网站（http://www.nanjing.gov.cn/）"南京市长信箱"发出的第二封建议邮件，主要针对南京与马鞍山之间的城际公共交通建设滞后的问题。南京市的政府网站办得好，这在全国也是很有名的，市长信箱对市民信件的处理非常认真，每封邮件在投出后都有一个编号，市民可依照编号查询邮件的处理结果。像我上次发的关于南京市汉口路改造的邮件，市长信箱更是专门将回复发到我的sohu邮箱里。

有问题找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越来越成为一种服务者的角色，行使的更多的是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职能而不是统治的职能。建议大家遇到问题，可以试试求助于市长信箱，尤其是南京市民。

是一本书让我了解了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这些近现代建筑学界和城市规划学界的风云人物以及北京旧城自清末民初以来的风风雨雨，使我对城市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使我对建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我对城市规划学有了更多的把握。这本书就是王军所著的《城记》。

这也是上学期风笑天老师所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结课作业的一部分，要求是根据实践谈对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的认识。我想既然作的都是访谈，那就谈对访谈法的感想吧。作访谈的时候确实非常认真，也都很顺利，也觉得能够从被访者的人生经历中获得很多启示。不过在写这篇总结性的东西时，实在有点懒惰了，没怎么认真写，因为实在对研究方法兴趣不大，没有多少见解可以发挥。写的时候主要是参考林聚任、刘玉安主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关于访谈法的部分，只有一少部分是写自己在访谈过程中获得的一些关于访谈法应用的想法。

存在电脑里这么长时间，都没想起来贴到博客上。今天忽然重新发现了它，有看到我的博客排名已经降到12位，觉得虽然没太认真写，但是既然博客是自己展示自己的地方，也不怕见笑，不妨发上去帮自己顶一下。我的原则是绝对坚持原创性，不转发他人的文章。